5月以来，全球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增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迅速走贬，离岸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收盘价一度逼近6.96。6月11日早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微调，报6.8930，央行并将于6月下旬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央票。
各界开始关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和“增强汇率弹性”的两种提法有何关联。
这些讨论背后，是一系列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人民币贬值能在多大程度上提振中国经济？人民币存在贬值的基础吗？应该如何看待汇率的重要关口？未来汇改将以何种形式推进？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独家专访。他强调，近期央行所提及的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与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这二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统一的。
“前者指的是中长期的汇率制度安排，以有效抗击外部冲击、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使货币政策更具操作空间，而不是默许、更不是鼓励汇率在短期内的大幅波动。事实上，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有利于实体经济的运行，也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因为它能使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有一个稳定的汇率预期，减少投机因素的干扰。目前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正是为长期的汇率改革创造条件。”盛松成称。
汇率贬值并非应对外部冲击有效手段
第一财经：汇率被认为是“缓冲器”，可作提振经济或部分抵消外部冲击。但同时，中国也多次表明，人民币汇率不是作为一种手段。你对此如何看？
盛松成：最近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将汇率贬值作为应对手段，以期提振经济增长或对冲外部冲击是不可取的，中国也多次强调不会寻取“竞争性贬值”。早在2018年4月，中美贸易摩擦刚开始时，我就提出，要吸取当年日本的教训，避免中美贸易摩擦演变为金融摩擦。
汇率大幅贬值会带来很多问题，往往得不偿失。一是资本外流压力加大，还有损大国形象，容易使贸易摩擦升级；二是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十分有限，随着我国贸易顺差收窄，2018年净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已由正转负（-8.6%）。通过贬值促进出口，虽然短期内可能获得价格优势，但不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不仅如此，人民币贬值还不利于我国进口。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国，除了出口世界第一，占世界市场的份额高达11.8%外，我国进口规模也已经占全球市场的10.8%，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在我国经济转型期，我国对高技术产品和高端服务的进口需求是很大的。
此次美国加征关税生效伊始，我就提出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经济转型。就目前而言，汇率大幅贬值得不偿失，而在汇率预期尚可控的时期稳定市场信心，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有效减少恐慌情绪，收益远大于成本。
人民币不具备大幅贬值基础，长期可能升值
第一财经：央行已很少直接干预汇市，人民币未来的走势将更基于市场供求。人民币是否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
盛松成：长期来看，人民币应该是升值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主要经济体中最为突出。即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经济总量占全球15%左右、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还不到1万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十分可观。
而短期内，加征关税同样难改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趋势，应全面、动态地看待美国加征关税的实际影响。因为市场总是自发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途径，这有助于对冲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我国出口地区分布日趋多元化，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同时，我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工具充足、空间充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中国市场仍是全球资本投资的热土。因此，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保持定力，增强耐力，维护稳定。
另外，美国加征关税也损害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美国较权威的经济研究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指出，2018年全年，美国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价格大幅提高，进口品种的多样性下降，美国对外国企业加征关税的成本绝大部分被转嫁至美国消费者，截至2018年末，造成美国实际收入平均每月下降14亿美元。
美元显疲态，有助人民币企稳
第一财经：美元近期也显示疲态，这是否有助于人民币进一步走稳？
盛松成：美国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在近一个月内下降了约0.4个百分点，中美利差逐步走扩。此外，最新公布的非农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增速正在放缓，今年5月非农就业仅新增7.5万人，不到市场预期17.5万人的一半。目前美国经济正处于周期顶部，市场对美联储年内降息的预期增加，美元有走弱的趋势。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CFTC）数据显示，对冲基金持有的COMEX黄金期货和期权多头头寸在上周（6月4日当周）增加38%，创2007年以来最大涨幅，这也是美元走弱的一个迹象。
汇率的变化总是相对的。因此，未来较长时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仅不存在贬值的基础，还有升值的可能。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并非“汇改”的倒退，而是避免汇率不必要的大起大落对经济运行带来伤害。
稳定汇率预期仍然重要
第一财经：近期，市场也热议人民币是否要守住某一个点位。易纲行长提及，不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某个具体数字更重要，对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非常有信心。如何理解其含义？
盛松成：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初衷，是通过市场自发调节，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增强我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灵活性。对于经常账户而言，汇率的升值、贬值能有效形成负反馈，促进贸易平衡；而从资本账户看，短期资本流动往往受到市场情绪波动的影响，容易出现超调，汇率大幅波动不仅无法起到平抑资本流动的效果，而可能适得其反，因此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至关重要。目前，除了客观上人民币不存在破“7”的基本面因素外，目前人民币不破“7”也并不是为了坚守某个点位，而是国内外一系列经济金融因素和目前的环境所决定的。
汇率基本稳定和增强汇率弹性并不矛盾
第一财经：各界都在强调要增强汇率弹性、扩大双边波动，这样能抑制市场单边押注的现象，这与保持汇率基本稳定是否矛盾？
盛松成：二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统一的。前者指的是中长期的汇率制度安排，以有效抗击外部冲击、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使货币政策更具操作空间，而不是默许、更不是鼓励汇率在短期内的大幅波动。事实上，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有利于实体经济的运行，也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因为它能使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有一个稳定的汇率预期，减少投机因素的干扰。
衡量具体点位是否重要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这个点位对短期汇率波动的影响，影响大的点位自然比影响不太大的点位更重要。这也是市场对汇率的某个或某些具体点位敏感和重视的原因。我们应当注意区分不同性质的外汇需求，区分实体经济运行中的正常的外汇需求和短期的投机需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另一方面，应防止汇率的短期波动被投机者利用。
第一财经：从国际做法来看，完全自由浮动以及带有稳定化安排的汇率制度都存在。随着人民币汇率不断市场化，未来应该如何推进？
盛松成：据IMF统计，近年来各国越来越多的采用带有稳定化安排的汇率制度。IMF成员国中，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从2009年的42%降至2017年的39.5%，尤其突出的是采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在此期间下降了1.5个百分点；而实行软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从2009年的34.6%增至2017年的42.2%，其中，汇率制度采用稳定化安排的国家，比例在8年间提高了5.6个百分点。
我国目前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属于“稳定化安排”这一类。为何近10年来有更多的国家在其汇率制度中采用了稳定化安排？如何权衡汇率完全自由浮动的收益和代价？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汇率基本稳定将为长期汇改创造条件
第一财经：汇率基本稳定是否有助于为深化汇改创造条件？
盛松成：汇率政策说到底是国家行为，需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选择会受到一国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的影响，因为它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影响有所不同。比如非贸易部门往往得益于强势的本币，而对外贸易的部门希望看到本币贬值趋向。目前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将为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净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占据着较大比重，对GDP的贡献率曾经是两位数。在过去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时，人民银行没有放任其大幅升值，而是通过购买外汇、同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对冲外汇占款的自然增加，实现了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使我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国。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依靠内需而不是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对汇率波动的承受力已经较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目前我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汇率风险对我国贸易部门的价格传递效应仍然比较高，生产者往往不得不承担汇率风险。因而，现阶段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仍然十分重要。
汇率基本稳定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实施。保持较为稳定的汇率，有利于建立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的信用。正如美元在国际化之初是与黄金挂钩的（即金汇兑本位制），这有助于美国政府赢得抗通胀的信誉。
当中国的产品有足够的优势，不再是汇率波动的被动承担者，而能主动转移汇率风险时，当人民币越来越广泛的被各国所接受时，人民币自由浮动也将会有更大的空间，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也就更加成熟。而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日渐完善、经济金融领域各项改革协调推进，汇改也将具备更充分的条件。
无论从长期的基础性因素，还是从目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看，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都是利大于弊的。在近年来的几次汇率波动中，央行都坚持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立场，以适当的手段、较小的代价，有效缓解了市场的恐慌情绪，不仅稳定了人民币汇率，也保住了我国外汇储备，为我国经济金融的平稳运行创造了条件，也为我国金融领域各项改革的协调推进作出了贡献。
本文由盛松成先生授权智慧金融研究院转载。
周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