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达阶段底部，不存在“保6”问题

年初以来，贸易不确定性导致全球经济承压。今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6.0%。这引起了大家对经济增速下降的普遍担忧和对下一步政策方向的讨论。2019年行将结束，究竟经济形势如何？2020年各项指标将如何演化？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原调统司司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独家专访。盛松成表示，随着已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目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积极信号。他认为，我国经济已达阶段底部区间，预计今年全年我国GDP增速将不低于6.1%,，甚至略高；按照目前的经济运行和政策措施，正常情况下，明年经济不会跌破6%。所以保“6”与否的问题可能并不存在。

盛松成也强调，2020年货币政策仍将以结构性调整为主，继续发挥预调、微调的作用，财政政策将发挥更主要的作用。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应该继续深化改革以提高经济潜在增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是起到逆周期调节的作用，

根据12月12日晚间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要完善和强化“六稳”举措，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

多重数据佐证经济已达阶段底部

盛松成对记者表示，根据对于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的判断，目前中国经济已达阶段底部区间。就投资来看，主要分为三大项（固定资产、基建、房地产），最为确定的是，基建投资有望持续上行。

9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的措施，带动有效投资支持补短板扩内需，具体包括根据地方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按规定提前下达2020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已基本用完，预计四季度基建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贡献有限，但增量资金即将到位，从明年一季度开始，基建投资上行的可能性较大。”盛松成说。

此外，11月13日，国常会决定降低部分基建最低资本金出资比例，提高了基础设施项目对资金的撬动作用。此次财政可持续性也是重点，“在增量投资方面要求项目投资回报机制明确、收益可靠、风险可控，更加有效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利于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盛松成表示。

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言，盛松成提及，我国制造业投资结构持续优化。1-10月，制造业投资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四个高技术行业的投资增长贡献了整个制造业投资增长的89%。

最为关键也是最具争议的一个变量就是房地产投资。主流观点认为，今年地产韧性强于预期，明年或持续趋弱，但盛松成表示，房地产投资的下行趋势或将扭转。

他表示，原因之一是房地产融资占比已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融资进一步收紧的可能性不大。9月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速较上年末回落4.4个百分点，已连续14个月回落，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全部人民币贷款的28.9%。今年前三季度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同期人民币贷款增量的33.7%，较去年低6.2个百分点。房地产企业表外融资也大幅萎缩。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投向房地产的信托资金余额为2.78万亿元，较二季度减少1480.67亿元，环比下降5.05%。这是自2015年四季度以来首次出现新增规模环比负增长。无论是从存量还是增量看，我国房地产融资占比已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

此外，他也指出，中国城镇化进程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同时，我国目前房地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比较高，仍然是经济平稳运行的一块“压舱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1-10月份房地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和GDP的比例分别达到21.45%和14.05%（1-9月数据替代的估计值）。即使是经历过房价泡沫破灭的日本，房地产对GDP的贡献率也高达13.5%左右，而美国约为14.5%。

盛松成称，房地产投资的持续下行可能影响未来供应。为平衡供需缺口、平抑房价波动，也需要保持房地产投资的合理增速。10月末，我国商品住宅待售面积为22272万平方米，库存已回落至2012年末的水平。

此外，另一架“马车”消费也具备升级的潜能。他提及，今年1-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1%，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实则增长9.0%。减税增加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其效果将在未来几年持续显现。人民银行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三季度，居民收入感受与收入信心指数、就业预期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分别从53%、52.6%和52.3%提高至54.1%、53.4%和52.6%。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几乎在31%左右波动，中国的消费结构尚存优化空间。随着汽车消费与地产后周期消费的消退，现在更多的是在结构性消费升级中的消费转型而非全面消费升级。盛松成认为，未来人们不仅需要好的产品，还需要好的服务。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目前服务性消费已超过居民消费支出的50%，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的增长超过10%。

外部风险缓和有助进出口复苏

贸易问题的缓和也有望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近期，全球最大资管机构贝莱德（BlackRock）就提及，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出现拐点，主因在于，2019年全球央行启动宽松政策，部分国家财政发力，这种宽松的立场对实体经济的传导往往存在一定时滞，而此次的时滞尤其长，主要由于保护主义情绪抬头。因此，2020年会有一个比较浅的增速反弹，增速回归到经济晚周期应有的正常趋势水平。

目前，美国、欧元区、日本制造业PMI显示经济景气度有所回升，这一趋势已经延续了两三个月。11月美国非农就业大增26.6万，失业率3.5%，再创半个世纪新低。

在这一背景下，盛松成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下行也几乎见底。同时，我国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欧盟、东盟占我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已超过美国，分别达到15.5%和13.8%，日本为7%，上述国家和地区合计为36.3%，美国为12%。11月，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4047.5亿美元，同比下降0.5%，降幅已较1-10月（增速为-3.3%）收窄2.8个百分点。

其实，最新公布的金融数据也显示了国内外的形势改善。盛松成说，11月金融数据在边际上略有好转。11月末，M1同比增长3.5%，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2个和2个百分点，彰显经济活跃度有所恢复；同时，实体融资需求有所改善，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长显著，表明企业投资意愿提高。11月当月，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 6794亿元，同比多增1030亿元，主要因为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短期贷款增加1643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4206亿元，同比多增910.8亿元）。

结构性改革才能释放长期增长动能

盛松成强调，对于“阶段底部”的判断主要是针对今、明两年，对中国包括全球主要经济体而言，除了货币、财政政策能起到逆周期调整的作用外，改革能释放长期潜在经济增速。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最近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的下行，除了周期性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我国面临结构性矛盾和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坚持经济结构调整，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各项改革措施的持续推进和技术进步则有望使中国经济释放更大的潜力。例如，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几次重大的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这是讨论宏观调控政策选择的一个基本前提。”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确定，明年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同时，也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例如，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要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等等。

本文由盛松成先生授权智慧金融研究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