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本次疫情预计持续两个季度。其中，一季度为疫情防控关键期，严格管控措施导致多数企业复工困难，经营陷入困境，员工异地就业受较大影响。由于疫情爆发提前，且形势更为严峻，一季度就业影响或高于非典时期。
二季度疫情将得到完全控制并消亡，防控措施渐趋放松，大部分企业将回归正轨并扩大生产经营，人员流动逐步恢复常态。但受宏观经济传导效应滞后影响，就业压力会在二季度末冲顶，后续影响或持续到年末。
乐观估计，城镇失业率全年上升0.2个百分点。悲观估计，全年失业率或上升0.5个百分点，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增加120万人。
在经济成分结构和个体经营规模显著变化的背景下，就业市场脆弱性有所增大，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专项支持刻不容缓。初步估计，如果有5%的私营企业或个体户因疫情冲击经营困难，将涉及42.85万家法人企业和250万家个体户。
在消费升级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需密切关注疫情对不同行业，特别是6个传统服务行业的就业影响。在失业率同步上升0.5%的情况下，相关行业居前新增城镇单位失业人数为制造21万、建筑14万；新增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失业人数为批发零售73万、制造29万、租赁服务15万、居民服务11万；新增农民工失业人数为制造40万、建筑27万、居民服务18万、批发零售17万。
在人口跨区域流动就业成为常态的背景下，需谨慎应对人员流动管控措施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如以春运50%的返程人数下滑比例和全国平均50%的复工率来看，一季度受影响的外出农民工将超过8千万，流动人口近1.2亿，短期影响较大。或者以主要城市近70%的复工率来评估，受到临时冲击的外出农民工和流动人口也将分别达到5千万和7千万。长期来看，如果今年这些群体的失业率变化达到0.5%，则新增加的失业流动人口约120万。其中，农民工约80万，城镇流动务工人员约40万。
在受教育年限大幅延长导致延缓就业近期集中爆发的背景下，需谨防长期待业的初次就业人群，特别是高校应届毕业生出现结构性失业问题。如果高校应届毕业生签约率如同非典时期出现20%左右的大幅下滑，则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应届毕业生人数将近百万。而假若仅下降5%，则当年新增40万毕业生中的半数以上也将成为失业人数中的新数字。
根据当前疫情发展趋势和就业形势，我们提出以下5点建议：（1）全面落实和细化就业优先政策。（2）注重就业稳定措施的专业性和针对性。（3）快速响应相关企业的复工和产能恢复需求。（4）及时解决就业困难群体的工作和生活问题。（5）充分发挥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就业保障功能。
一、本次疫情对就业市场的整体影响
（一）持续时间或长达两个季度
综合判断，新冠疫情在我国感染扩散及对就业市场造成冲击的持续时间可能长达两个季度。其中，一季度是疫情爆发和防控的关键期，在重点地区的新增病例数仍将保持在一定规模，并有反弹复发的风险，对短期就业市场将产生较大影响；二季度疫情将得到全面控制，但受相关调控措施效果滞后发挥影响，就业压力将在季度末达到峰值。
由于新疫情集中爆发的时间略为趋前，全国范围内，一季度疫情的就业影响将不低于非典；但随着疫情得到更为有效的控制，二季度乃至全年的影响或持平。理由如下：
首先，新冠疫情与非典疫情病毒特征相似，疫情发展趋势可以借鉴参考，而非典疫情的持续时间长达两个季度。非典最早于2002年11月16日在广东顺德爆发，第一例报告病例发生在2002年12月15日的河源市。截至2003年6月15日，中国内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转确诊病例数均为零，内地疫情基本结束[1]。
其次，从不利因素看，新冠疫情防控难度和严重程度显著大于非典。一是潜伏期更长。非典潜伏期为1-16天，常见为3-5天。而新冠病毒潜伏期长达1-28天（通常为1-14天），平均10天。
二是感染人数更多。截至2003年8月16日，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另有19例死于其它疾病，未列入)[2] 。而在2月中旬，全国新疫情的确诊人数就已经超过7万例，是非典时期确诊总数的10多倍，且仍在持续增加。
再次，从有利因素看，非典防控经验为新冠疫情提供了历史借鉴。一是联防联控机制更好发挥作用，疫情有效控制在湖北等重点地区的有限范围之内。截至2月中旬，湖北一省确诊总数在全国占比高达8成，武汉一市占6成。湖北以外，近期每日确诊病例数合计保持在10几例，20余省市实现0增长，情况较为乐观。
二是稳就业措施稳步推进，中央和地方扶持政策密集出台，迅速到位。近日，习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将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落实“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鼓励低风险地区的农民工尽快返岗复工”、“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加快推动线上登记失业和申领失业保险金”、“注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等5大举措。
三是转移就业机制发挥积极成效，随着人口素质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某一特定类型的新增失业将能被其它类型快速吸收。相较于非典时期，近年来，低端制造和传统服务的地位逐渐被高端制造和金融、信息和现代服务业所替代，经济增长正加速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且网络经济迅速崛起，线上招聘和远程办公成为可能，就业市场抗打击能力显著增强。
（二）城镇失业影响程度或超非典
非典时期的2003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在一季度和二季度后较2002年末分别上升了0.1%和0.2%，即由4%分别逐步上升为2003年一季度的4.1%和二季度4.2%。与之对应的，失业人数分别在一季度和二季度约上升了2.5%和5%。
而到了2019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合计945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2%，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以此为基数，乐观保守估计，即参照非典时期近似的增长比率，则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调查失业率将在一季度上升为3.7%和5.3%，在二季度达到3.8%和5.4%。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将分别在一季度和二季度达到969万和992万，每季度分别环比增加23.5万。
如果采用较为悲观的因素进行估计，即根据市场普遍预期的经济增长较稳态下行一至两个百分点。则根据奥肯定律，失业率将上升约0.5%，远高于非典时期第一、二季度的分别上升0.1%和全年的0.2%涨幅。进而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在第一、二季度每季度均环比增长60万，全年累计超120万。而这些还将仅是依官方城镇失业调查统计数据所做的估计，包含外出农民工、自由职业的个体户和跨省流动的城镇外出务工人员在内的真实失业数据将数倍于该数目。
不管哪种情况，城镇失业率和各类型失业人数上升在所难免。综合判断，本次疫情短期对就业市场冲击较大，一季度影响程度将高于非典时期。而长期相对有限，随着企业逐步复工到位，二季度影响或低于非典。全年基本持平，将略高于非典时期。
从春运返程交通数据看，1月10日-2月13日，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共累计发送旅客14亿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46.6%。其中，铁路发送旅客2亿人次，下降41.5%；道路发送旅客12亿人次，下降47.4%；水路发送旅客1665万人次，下降54.6%；民航发送旅客3753万人次，下降41.4%。
而从企业复工数据看，受此次疫情影响，全国31个省（市/区）中，几乎全部将复工时间推迟到2月10日之后，重点区域限定在2月17日，部分地区推迟到3月。截至2月21日，在23个已经公布复工率的省份中，18省份复工率超过50%，山东、福建、江苏、上海、浙江、辽宁等沿海地区复工率已超过70%，山东以79.4%位居首位。
二、就业市场新形势与疫情影响的结构性差异
相较于非典时期，我国经济成分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因而，与非典相比，新疫情所呈现的就业影响将呈现出一些结构性差异。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中小民营企业地位增强使就业市场脆弱性放大
近年来，我国经济成分结构和个体企业规模发生显著变化，中小民营企业逐步替代国有大型企业，成为就业市场的主要需求方。即非公有制经济作用更为突出，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重要性不断攀升，吸纳了大量就业。但这些企业政治地位低，普遍受歧视，且经营规模小，稳定性差，参与社会保险积极性也不高，对失业人群的保障力度相对薄弱。
非典时期，公有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尽管疫情爆发叠加国企改革也导致大量城镇职工下岗，但相对民企而言，国企破产及其职工下岗的制度保障较为得力，未衍生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从全国就业人口占比数据看，2002年，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吸纳的就业人口均仅在6%左右。而到了2018年，相应比例已经分别高达27.6%和20.7%，合计吸纳就业近半数。
从总人数看，2004年，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吸纳的就业人口总计才0.96亿；而到了2018年，达到3.74亿，增长了约4倍。由此可知，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日渐突出，特别是小规模的个体经济，吸纳的就业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一方面，民营经济逐渐占据主体地位。从第二产业看，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达22.1万个，占比58.3%；主营业务收入30.6万亿元，占比30.0%。目前，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我国民营企业超2500万户，贡献了50%以上的全国税收，超60%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企业中占比超70%，城镇就业人数中占比80%以上，新增就业贡献率达90%。
另一方面，就业市场需求方以小微企业为主。从第三产业看，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在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住宿和餐饮、居民服务、娱乐、租赁服务等6个传统服务行业中，法人单位为857万家，个体户5134.9万家[3]。法人单位和个体户的平均就业规模分别不到10人和3人，以小微为主。如果其中有5%的企业或个体户因疫情冲击经营困难，将涉及到42.85万家法人企业和250万家个体户。
因此，相对于非典时期，新疫情下的中小民营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但相对国有企业，其经营稳定性和就业岗位稳定性更差，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冲击而出现资金短缺和经营困难，进而冲击就业市场。
（二）产业结构升级带来工作岗位结构性转移
其次，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和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服务型消费和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和吸纳就业主战场。消费逐步替代投资和进出口，第三产业逐步替代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的贡献主体。进一步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和建筑业对就业市场的作用逐步让位于传统服务业。随着消费升级和人口素质提升，低端制造和传统服务业的吸纳就业主体地位也将逐渐被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所替代。
非典时期，“三驾马车”中，投资和进出口的贡献相对突出。从外需看，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久，进出口旺盛，出口导向型的传统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尽管2003年受疫情影响，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为负，但在2002年，这一比例为4.6%。
从内需看，国内房地产市场化刚起步，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投资需求旺盛，建筑业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2003年，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高达70.0%。在此背景下，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高速发展。2002年，第二产业经济增长贡献最高，为49.40%；就业贡献也不低，占比21.4%。
而到了2019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上升为57.8%，在2018年这一比例更高，高达76.2%。与之相对，2019年，第三产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过半，为59.40%。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中，第三产业占比高达46.3%。消费逐渐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由此带来的消费升级，特别是商品消费向服务性消费方向转变的趋势，将带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
从具体行业看，2018年，制造业、建筑业，及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住宿和餐饮、租赁服务、居民服务、娱乐等6个传统服务业在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分别为4178万、2711万、823万、819万、270万、530万、77万、147万；“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业人数分别为5776万、1765万、14495万、964万、245万、3038万、2200万、（缺失）；“农民工”就业人数分别为8045万、5364万、3489万、1903万、1932万、（缺失）、3518万、（缺失）。
则在各行各业失业率同步上升0.5%的情况下，以上这些行业的新增城镇单位失业人数将分别达到21万、14万、4万、4万、1.4万、2.7万、0.4万、0.7万；新增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失业人数分别约为29万、9万、73万、4.8万、1.2万、15万、11万、（缺失）；新增农民工失业人数分别约为40万、27万、17万、9.5万、9.7万、（缺失）、18万、（缺失）。而实际上，交通运输、住宿和餐饮等特定行业受此次疫情影响更大，失业率上升幅度将相对更高，失业人数存在被低估的风险。
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亦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与区域经济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共同作用下，所导致的部分企业用工荒，而部分劳动者求职难的结构性失业，将长期困扰我国就业市场。因此，在新疫情冲击下，既要重视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人口过剩，也需关注高端制造和金融、信息和现代服务业中的高素质人才短缺，防止人岗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
（三）就业困难群体规模壮大导致就业压力集中爆发
再次，随着人口流动便利化和平均教育年限延长，以外出农民工等非固定工作人员，和高校毕业生等延缓就业人员，以及大龄下岗职工为代表的就业困难群体逐年壮大。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和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的拉大，以外出农民工为代表的进城务工人员等流动人口，逐步取代城镇下岗职工等固定人口，成为再就业市场的主要考量。而延缓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对滞后之间存在突出矛盾，其初次就业问题也在近期逐渐暴露。
一方面，城乡流动人口规模显著增长，成为新疫情下再就业群体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非典时期，我国城乡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相对较低，农民工外出务工和城镇职工跨区域长距离流动还不太频繁。城镇基础设施和交通便捷程度亦不如当前，流动人口远未达到如今的程度。2002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3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7.89%，进城未落户的常住人口约0.14亿。由于缺乏部分前期数据，以最早人口数据来看，2005年，我国流动人口为1.47亿，占比仅为11.24%。2008年，我国农民工人数为2.25亿，其中外出农民工0.85亿。
而到了2019年，我国人口流动和外出务工人员显著增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流动人口和人户分离人口总数分别达到2.36亿和2.80亿。农民工总量2.91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4亿。在城镇化加速的情况下，不管是城镇外出务工人员，还是外出农民工，数量上都有了显著的增长，逐步替代城镇固定职工，成为就业市场的主体。
以上述数据为基数，如以春运50%的返程人数下滑比例和全国平均50%的复工率来看，一季度受影响的外出农民工将超过8千万，流动人口近1.2亿，短期影响较大。或以主要城市近70%的复工率来评估，受到临时冲击的外出农民工和流动人口也将分别达到5千万和7千万。长期来看，如果今年这些群体的失业率变化达到0.5%，则新增加的失业流动人口约120万。其中，农民工约80万，城镇流动务工人员约40万。
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的持续推进，应届毕业生成为初次就业的不可忽视对象。本科以上高校毕业生文化素养相对较高，对社会的批判性和权利意识更强，也是中产阶层的生力军，社会稳定的基石。但同时，以技工型人才为基础的蓝领阶层是制造业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过多的本科层次高校毕业生一定程度上也挤占了职业技术人才的发展空间。2003年，我国高校扩招刚刚起步，应届毕业生总数仅为212万人。当年的四五月份本来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签约的高峰期，但实际上并未如期到来。据有关人士估算,非典使毕业生签约率平均下降20%,签约完成时间推迟20天,甚至1个月。
而到了2020年，我国应届高校毕业生预计为874万，较2018年继续增长40万。而直接进入城乡就业之外的选择余地较为有限，2020年国内研究生招考人数近341万，而参照2019年研究生录取人数91.7万，即使按照15%的增幅，拟录取人数也仅为100余万，平均招录比不到20%；2018年出国留学人员为66.2万，即使每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2020年出国留学人员也仅为80万。扣除以上人员，需要择业的毕业生仍旧达到700万。如果签约率如同非典时期出现20%左右的大幅下滑，则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应届毕业生人数将超百万。而假若仅下降5%，则当年新增毕业生中的半数以上也将成为失业人数中的新数字。
随着高校持续扩招，本科和研究生的招生规模逐年增长，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持续拉长。这一方面延缓了世纪初以来，经济规模仍不够庞大且经济结构急需调整，但人口红利持续爆发和劳动人口过快增长的初次就业问题，缓释了近二十年的就业压力。但另一反面，也导致大量前期延缓就业的人群在近几年集中进入就业市场，给当前就业带来巨大压力。
在我国经济持续上行时，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延缓就业政策相对有效。但在遭遇此次疫情时，特别是叠加经济下行常态和产业结构剧烈调整的情况下，相关举措则会引发新的危机，因而急需调整或以其他弥补措施加以对冲。
三、应对本次疫情对就业市场影响的政策建议
为应对本次疫情对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冲击，保障生产服务企业平稳经营与就业市场稳定，我们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1）全面落实和细化就业优先政策。一是将央行和其它部委在出台各项政策时，充分考虑政策变量之间的关联性，提前评估就业影响，在疫情防控同时同步出台配套的就业稳定措施。二是全国通盘考虑，中央政府及各个省市之间加强沟通协调，创建政策同步和信息分享平台，及时将中央政策和先进地方经验细化落实，以实现跨区域的就业供需匹配和稳定。三是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动作为，提前分析就业市场动态和企业用工需求，为缺工企业招工统一提供包机、包车等服务，或为外地务工人员提供交通补贴等。
（2）注重就业稳定措施的专业性和针对性。一是综合运用各项调控工具，既要运用财政、税收等行政化措施，也要用金融信贷等市场化措施。二是增强全面观，从劳动供需双方，而非单方、单类群体的视角考虑问题，出台相关政策。三是既要考虑短期效应，也要考虑长期效应，不能简单地将就业问题延缓到以后解决。四是加大对重点行业和重难点企业的专项支持，特别是针对中小民营企业和服务业出台临时保障措施。
（3）快速响应相关企业的复工和产能恢复需求。一是为企业尽早复工保驾护航，做好相关员工健康资质和企业达到复工条件的批复，鼓励相关企业在与员工协调一致的基础上根据特殊情况错峰、轮班生产，适度增加工时和产能。二是尽量同步恢复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甚至生态链的上下游企业恢复生产经营，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有序恢复各类企业产能。三是保障物流、资金流、人流的畅通和稳定，尽早恢复交通和物资运输，出台财税和金融措施解决企业流动性需要，确保疫情期间健康人群跨区域自由流动。
（4）及时解决就业困难群体的工作和生活问题。一是继续实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政策，建立企业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组织，吸引部分外出农民工回归农业，留在当地，成为固定性质的农业职工。二是针对高校应届毕业生的临时就业困难，适度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和公共机构实习岗位，暂时缓解产业升级滞后时高素质人才供过于求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三是利用失业保险和转移支付和税费减免返还、就业培训等机制，一方面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和再就业困难，另一方面让企业自主地为待岗员工提供基本保障，尽量少裁员。
（5）充分发挥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就业保障功能。一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实现非接触式的生产、销售和服务方式，加快各类经济活动的线上化，缓解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二是利用远程技术开展招聘，灵活用工，多开展网络招聘、电话招聘，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远程办公、分时段办公。三是探索共享用工新方式，在保证用工合同稳定和权利义务协调一致的基础上，鼓励具有互补性的企业之间建立员工共享机制，让员工富余的企业临时为相关企业代工，或实现转厂生产等。
[1] 截至2003年7月13日，全球不再增加新增病例和疑似病例，全球疫情基本结束；9月2日完全消灭。
[2] 其它国家和地区非典时期数据：中国香港确诊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确诊665例，死亡180人；加拿大确诊251例，死亡41人；新加坡确诊238例，死亡33人；越南确诊63例，死亡5人。
[3] 全国各行各业个体户总数约8000万家。
任小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