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危机”引发国民激辩。学者出身的易纲带给我们崭新的观察视角。这位曾经钻研“节水马桶”的央行行长，对于中国语言和文化也有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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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但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到了现代以来，中国的科技水平就落后了——已经有多个版本的解答。我在这里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提出另外一个答案。
李约瑟自己认为，中国强大的封建官僚制度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一强大的制度下，商人难以获取地位与权力，商业得不到蓬勃发展，技术发明给发明者和使用者带来的利润和地位提高有限，因此工业技术革命没有发生。林毅夫则提出，中国官僚制度中的科举制度扼杀了创造力，把人们都吸引到对四书五经的钻研上去了。这是制度角度的解释。
▲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者
另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马克·埃尔文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这是一个经济学角度的解释。“高水平均衡陷阱”的意思是，中国的农业技术发展得太好，人口密度过高，这反过来阻碍了科技发展，因为人口太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就变低了，以至于任何节省人力的技术发明都显得没什么价值，因为只要把活儿交给人去干就可以了。
这些解释都各有道理。不过，我认为，有必要从中国的文字和逻辑的角度来寻找中国的科技进步停滞的原因。我的观点是，中国的文字的模糊性和形式逻辑的缺乏阻碍了科学理论的建立，阻碍了技术的发展、传承和进步。我还想指出，这里面有些问题到现在还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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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普及大众的伟大文明
中华民族有确切文字记载始于商朝（甲骨文），距今有 3000 多年历史，并且一脉传承至今，不曾中断，不像有些伟大文明，比如埃及文明就没有一直传承下来。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中文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汉字对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影响足以证明这一点。
不过，这个伟大的文明在几千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只是属于精英阶层，一直没有穿透到大众。在 90 年前，即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前，我们的书面文字仍以文言文为主，和老百姓(77.95 -1.42%,诊股)的日常生活语言并不一样。历史上虽也曾出现过一些白话文经典著作，如《木兰辞》《石壕吏》《儒林外史》和四大名著，等等，这些使用接近于当时白话文的语言写成的著作往往流传更广，然而，更多的著作都是用文言文写成，难以被普通百姓所读懂和接受，只能在精英阶层流传。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几千年，直到新文化(10.27 -3.20%,诊股)运动提出倡导白话文，才把中国人的书写文字和日常语言统一了起来。
胡适于 1917 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率先提出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写作。他认为，文学改良应从八个方面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这八点，不但在当时的白话文运动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对现在都还很有借鉴意义。就拿“须言之有物”来说，胡适称文章必须有情感，有思想，有实际内容，今天仍有许多文章大话、套话、官话连篇。又比如“不避俗字俗语”，胡适以通俗文学为例，认为用俗语俗字，用当前人们在用的文字，写所有人都看得懂的文章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这在现在看来也非常有道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的书写语言和日常语言也不统一：各国各地虽然都有自己的语言，但精英们写作、谈话交流中都使用拉丁文，不会拉丁文就没有办法读懂他们的著作。但是，西方国家大约在数百年前就完成了书写文字与口语的统一，而我们直到新文化运动才完成这件事情，至今还不到一百年。
我们的文字当然有其不足。从思维上说，要形成概念，需要抽象。而从文字和人类眼中的映像是否相关而言，西文的抽象过程是与中文不同的。
此外，我们的文字一直到近代才在借鉴西文的基础之上引入了现代意义的语法和标点符号，之前的几千年中文都没有语法意义上的标点符号体系，而且，我们的文字没有由动词变化表现的时态，没有由动词变化表现的语态，名词基本没有单数和复数，基本上没有性（阴性、阳性、中性）和格的变化，在主语和宾语上也没有变化。
诚然，中文是很简洁、很严谨的。如果你到联合国和国际大会上，会看到一叠一叠的文件，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还有中文——这是重要会议的几大官方语言——最薄的一叠就是中文，因为中文简洁。但是，中文的简洁有一个问题，懂的人能够欣赏，不懂的人不容易看懂。
此外，读一读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的英文教材就会发现，这些教材写得非常简单明白，写这个教材是为读者着想。相比之下，我们的学者写东西，是为了要写得简练，是板着脸说话的，是为了要学术化。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伟大的文明，传承了几千年，却始终是精英的，没有穿透社会的下层。
在文化的普及方面，中国在近代落后于欧美，这也是中国科技在近代落后的重要原因。
有两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当中华文化大面积地向民众普及之后，其竞争力是何其强大。
——与经济文化的落后相伴随，中文在 20 世纪中叶到达了一个低点，特别是在文字输入上有很大的劣势。甚至有专家提出汉字将最终被汉语拼音代替。上世纪 70 年代，计算机已经开始使用，但中文输入问题还没解决。我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就深受此问题困扰，曾经怀疑我们的中文能和西方竞争吗？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中文的输入问题，而且速度和质量可能比字母输入还要好。这个事例证明，汉字是一种与字母文字完全不同的、但非常有竞争力的文字。
——中文还特别有利于所谓“照相记忆”（Photographic memory）。文字印在脑里，首先是一个映像，然后在我们头脑里反映出这个映像所代表的概念。汉字一个文字就是一个概念，汉字组成的词是一个一个的映像，而字母文字是一个语流，需要把它拼读出来才能形成概念。因此，在所谓照相记忆方面，中文处理起来很快。在信息时代，为什么中文的短信这么发达，欧美的人们却没有这么大量的使用短信？这可能和中文的象形文字有关。
遗憾的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文明始终没能够穿透社会的底层。究竟是什么阻碍了文明的传播？我觉得有三个原因：
一是汉字本身的缺点。汉文可以写出唐诗宋词这种世界上最美的诗篇，但是在把事情写准确上有缺点，看文章的人常常不能弄清楚写文章的人要表达的准确意思。比如说，中文的时态和语态不用动词的变化来表达，需要用副词等修饰语来表达清楚。过去一直没有标点符号也是个大问题。《三字经》有一句“明句读”，讲的就是念古文要学会断句。《三字经》写于宋朝，但真正解决标点符号问题大约是在 90 年前的新文化运动。
二是观念上的问题。中国从古至今的大部分文人学者或许有这么一种心理，不愿意把事情用老百姓能明白的语言写清楚，也不屑于记录描述细节过程，而是见大不见小，喜欢写大文章讲大道理。历史上，中华文明曾有非常细腻的、注重细节的办事操作方法，但文明发展的结果，是大多数学者总是乐于做那些“大”的东西，不屑于把那些“小”的、细节的东西记录下来，而魔鬼恰恰都在细节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是描写细节的，比如《红楼梦》，对人物外观和感情、风景、庭院布局、菜肴，对诗词等都有详细的描写，只可惜这样的著作少之又少。
三是历史上的封建专制和多次发生的文字狱，使得文人不敢把事情说明白。为什么官话和套话连篇累牍？就是不能把话说明白了。对于官话、套话，社会精英尚可以体会其中的含义，能够体会其中的微妙关系，但是社会基层的老百姓觉得云里雾里，就是搞不明白。
以上三点加在一起，就使得璀璨的中华文明长期不能穿透到社会底层，老是陷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状况，老百姓总是处于糊涂之中。
伟大的文明不能传播到广大民众，整个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就难以全面提高。
中华文明之伟大，在于她提供了一个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参照系和坐标系，我们应该发扬其优势，克服其劣势。目前，普通话、电视和互联网提供了将中华文明穿透到大众的客观技术条件。我们要利用这些条件，真正的把我们的文化知识传播到大众中，最直接的任务就是把话写明白，尤其在教学和学术探讨时，语言要精确、严谨并把细节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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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逻辑与科学研究方法的缺失
中国历史上缺乏对形式逻辑成系统的论述和框架体系。这是解释李约瑟之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形式逻辑（Formal logic）是研究演绎推理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它是对人的思维形式的一种抽象。形式逻辑其实是把人们的认识和判断抽象成逻辑命题，然后研究这些命题可以有哪些形式，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怎样从几个现有的命题推理出新的命题。
形式逻辑在西方文明中的历史很悠久。在欧洲，形式逻辑的创始人是亚里士多德，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三段论，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三个直言命题之间的推理关系。最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所有人都会死”，“我是人”，所以“我也会死”。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三段论也是一种演绎法，是从前提假设出发推导出结论，前提是结论的充分条件。
▲苏格拉底之死
形式逻辑、演绎法、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区分，这些在科学研究中很重要。有了这些工具，研究者就可以从有限的前提假设中推导出结论，只要前提是对的，结论就是对的。古希腊的欧几里德的伟大著作《几何原本》就从若干公理（最重要的是平行公理：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出发，利用纯逻辑推理的方法，推导出一系列定理，组成一个定义和公理体系。《几何原本》13 卷，一共有 465 个命题，都是从这些公理推导出来的，只要你承认了这些公理，你就必须承认推导出来的定理；你要是换了公理，就会得出别的结果来，这就成了后来的非欧几何。
欧氏几何的建立，使几何学成为一座建立在逻辑推理基础上的不朽丰碑，其严密的逻辑演绎方法成为训练科学思维的基础性工具。西方后来的科学研究大多都遵循了这个方法。到了爱因斯坦，他的狭义相对论也是建立在两条公理上的：相对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后来莱布尼茨等人又进一步建立了数理逻辑，其实就是现代的形式逻辑，用数学符号让复杂的推理变得更加简单，容易操作。
形式逻辑在中国起源的时间也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在《墨经》中就提出了“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和“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区别，实际上是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雏形。但是，逻辑关系用于实际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推理里面用到的概念必须是明确的。
春秋战国时候中国的形式逻辑发育程度还不高，当时的名家代表惠施、公孙龙等人就通过对概念的混淆、极限情况的讨论，建立起了一套诡辩论，把当时的形式逻辑初步框架搞垮了。其实名家当时的想法也是很有发展的，比如他们提出的“飞鸟未尝动”，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揭示了运动和静止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此之上建立起新的逻辑体系，只是热衷于诡辩。形式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就这么停滞了。
形式逻辑在西方也遭到过批判。黑格尔第一个系统地批判形式逻辑，将逻辑研究的重心转向逻辑的内容，但他不光是批判，还建立了自己的一个逻辑体系来替代它，就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体系。
形式逻辑在中国没有发展的结果是，我们这个文明见长于归纳，但是缺少形式逻辑，缺少演绎的、严格的框架。
举个例子。数学上有二项式定理，中国历史上有杨辉三角形，展开以后实际上就是二项式定理，但是它的表述和思考方法不一样。杨辉三角是中国古时候的数学家为解决高次开方问题找到的工具，但当时的著作中没有给出具体推导过程，所以我们只能认为杨辉三角是当时的数学家通过归纳总结发现的。而二项式定理不同，是逻辑推理演绎出来的，牛顿给出了二项式定理的一般公式和推导过程。
我曾向季羡林老先生请教过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比较系统的形式逻辑的论述。季先生对这个问题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我还问过一些哲学家，但都没有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的初步结论是，到目前为止，我尚未找到中国历史上有对形式逻辑成系统地论述和框架体系。我宁愿相信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框架体系，只是我没有找到。缺乏逻辑是对李约瑟之谜的另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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